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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上清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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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孝孺和布鲁诺之死 迥异的中西历史轨迹(转)  

2010-06-16 08:00:00|  分类: 未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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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方孝孺(1357-1402),字希直,一字希古,号逊志,曾以“逊志”名其书斋,蜀献王替他改为“正学”,因此世称“正学先生”。福王时追谥文正。浙江宁海人(宁海古古称缑城,故时人称其为“缑城先生”),明代大臣、著名学者、文学家、散文家、思想家。
    闲来胡思乱想常引发一些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想。由方孝孺想到布鲁诺即其一。他们两个相隔千万里,时差二百年,在脑子里把他们联起来的纽带一是他们各自所受的惨绝人寰的极刑(方孝孺被“磔于市”,也就是当众凌迟处死,布鲁诺则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);二是他们二人的事迹在我中学时代就留下深刻印象,在我心目中都是威武不屈的殉道者,死得英勇、惨烈。但是现在细想他们各自所殉的“道”是什么,引起对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的深思。

   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,为明太祖朱元璋任命为皇太孙允炆的老师。由于皇太子早逝,明太祖死后由皇太孙继位,就是短命的建文帝(明惠帝),方孝孺理所当然地成为顾命老臣之一,尽管他年龄并不老(死时才四十五岁)。建文四年,朱元璋的弟弟燕王棣打到南京,即帝位,是为明成祖,就是使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的有名的永乐帝,惠帝则“不知所终”。当时的大臣有投到新皇帝一边的,有死保旧皇帝的,后者当然都被杀或自杀,有名有姓的大臣在明史上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,“灭族”的不计其数。到那时为止,最重的刑律是灭九族。方孝孺“名垂青史”的特殊处是“灭十族”,那第“十”族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学生。据史书载,仅方一案,受株连而死的有八十七人。我至今记得当年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一段时激昂慷慨的神情,使我们都对方孝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由衷敬佩。这也是传统气节教育的一部分。

   方孝孺死难的年代是1402年,是15世纪的开始。斯时也,文艺复兴的朝阳升起在欧洲上空,驱赶着中世纪的黑暗。布鲁诺的一生既坎坷又丰富,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,才华横溢,著述甚丰。他的宇宙观与库萨和哥白尼一脉相承,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,提出了宇宙无限论。在当时,他所坚持的宇宙观,既不容于旧的天主教,也不容于坚持亚里斯多德教条的新教。

   与方孝孺株连学生相反,布鲁诺是被他的学生出卖的。学生对老师产生种种不满,向宗教法庭告发他传播异端邪说,布鲁诺遂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审。他受到严厉得多的罗马教廷的注意,把他引渡到了罗马。他在罗马狱中受审讯长达七年,罗马教廷给他的唯一出路是公开、无条件否定自己的学说,这点他坚决拒绝,最后终于被判处烙刑,临刑前舌头给夹住。在向他宣读判决书时,布鲁诺有一句名言:“也许你们判决我时比我收到判决时更感到恐惧。”不过布鲁诺只一人殉难,未见株连到其他人。

    从方孝孺到布鲁诺殉难的200年中,欧洲完成了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、发生了马丁·路德的宗教革命、基本上结束了神权统治,民族国家成型,为17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、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扫清障碍。
反观这200多年的中国,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上层建筑还是人的观念都没有本质的变化。明朝在内部杀戮、争斗中,在宦官、权臣、昏君专政中,在一批批直言敢谏之士人头落地中走向衰亡。到1644年,崇祯皇帝自缢,满清入关,士大夫或殉旧主或投新主。清朝之取代明朝,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,重复着大同小异的历史,凭据的还是大同小异的道统。

   就抽象的个人道德而言,方孝孺和布鲁诺都是铮铮铁汉,为捍卫自己认定的“死理”宁死不屈。但是他们各自捍卫的“道”和“理”却有天壤之别。对哥白尼、布鲁诺、伽里略来说,地球就是围着太阳转,这是他们已经发现而坚信不疑的事实,国王、教皇都无法改变,这就是科学。

   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?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儿子当皇帝,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?于国于民究竟有什么区别?何况这甚至不是改朝换代,明朝还是朱家天下。朱棣说得坦率:“此本朕家事”,就是说你姓方的管不着。可是至少从秦统一中国的两千年中,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“家事”操心,献出理想、忠诚,多少人为之抛头颅、洒热血。

   自从与西方邂逅吃了大亏之后,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为什么落后,以及从何时开始落后的。许多人不甘心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精神这一事实,总是举出四大发明,还有古代诸多精湛技术的创造。事实上早已有人指出,技术不等于科学,因为没有理论,不能举一反三,无法普及。技术只是手段。印刷术和纸的发明确实伟大,但更重要的是用它印出来的书传播什么思想。古代欧洲哲人着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奥秘,不惜为与人间利害无关的真知而献身,中国人缺的就是这种求真知。不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,都有许多勾心斗角的“谋略”,也出现形形色色的“谋士”,古今中外皆然。所不同者,西方历史上学而仕者只是少数,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,而中国的“士”的唯一出路是“仕”,只能把智慧贡献给政治,而政治又等同于朝廷。

   布鲁诺和方孝孺的差别是他们所植根的土壤的差别。谁也不能否认我中华文明历史悠久,我华夏民族智慧高度发达,只是一代又一代高智商的精英的心智所归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轨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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